京津冀根脉之历史渊源①:遥想省会在天津的岁月

　　燕赵都市报记者 祁胜勇 燕赵都市报冀中版见习记者 韩亚聪

　　新中国历史上，河北省省会有过8年驻天津的经历。8年的时间，在一代人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　　重温那段历史，对天津这个“分家另过”的兄弟城市倍感亲切。

　　1、在天津见到了毛主席

　　今年79岁的殷建农，是河北日报的一名老报人。最近一个时期，他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向。

　　从1958年到1968年，他跟随河北日报社经历了河北省省会的变迁，最让殷建农记忆深刻的当属省会从保定迁往天津的岁月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浮沉，那段记忆始终藏在他内心深处。

　　1958年4月，中共中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。省会迁址意味着处在保定的河北日报社也要随之迁到天津，对于在保定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殷建农来说，这是件大事。

　　四月的北方，春意正浓。殷建农说，得到通知后，报社全体人员就开始准备了，搬迁是一项不小的工程，因为条件有限，桌椅、沙发等家具都要从保定运到天津。这些东西从报社搬到汽车上，再从汽车上转到火车上，抵达天津后，还要从火车站转运到新的办公地点……一系列的搬运后，很多桌子和板凳都“裂了、散了、趴了窝了”。

　　抵达新的省会，由于没有现成的办公楼，河北日报社办公地点被安排在天津日报社的对面———他们临时腾出来的鞍山道上的一幢日式建筑里。就是在这幢老建筑里，殷建农与报社同仁一起快乐地工作着，工作人员的住宿被分散地安排到了哈尔滨道、多伦道、长春道等各个地方。

　　来天津不久，遇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大事，殷建农见到了毛主席。1958年8月的一天，正在编稿的编辑们听到楼道里有人在喊：“毛主席来啦！毛主席到天津啦！”听到人们的呼喊，殷建农扔掉毛笔就冲了出去。出去一看，街上许多人都往一个方向跑，随着人流穿过几条街后，到了正阳春鸭子楼饭庄。毛主席就在楼上就餐。“毛主席万岁！”、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……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。“那人啊，男女老少，前拥后挤，围得水泄不通。”殷建农到了以后，毛主席正在窗口跟市民挥手打招呼。“毛主席穿着米色的短袖衬衫，身材魁梧、健壮，满面红光。”殷建农说，可能是担心人们被挤坏了，毛主席还摆手示意让人们离开，但人们的热情丝毫不减。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人们才逐渐散去。“我出去的时候穿的白衬衫，跟人群一挤再加上出汗，回来后白衬衫都快成了浅灰色的了。”殷建农说。

　　2、感受大都市的“洋气”

　　从保定到天津，变化的不仅仅是地域人情，更是一种生活环境的适应和心理变化的融合。

　　“天津市是一座现代化的文明的大都市。这不仅表现在高楼林立、商业繁华、灯火辉煌上，更表现在人们的穿戴和气质上。真是不到天津不知道自己土。”殷建农说，第一次参观天津日报的办公楼，就体会到了天津人的好客及优越感。“人家的办公室里特别宽敞整洁，书橱桌椅板凳好，人穿得也好，仪表、气质跟咱都不一样，总之各个方面都比咱优越。”他还说，那时我在图书馆资料室工作，不断到市里新华书店购买图书，那里的营业员非常热情、周到，帮我挑选与新闻工作相关的、知识性和资料性强的图书，捆到一起搬到我的自行车上，还常预留下一些我需要的书籍，电话通知我去取，互相配合得非常好。

　　在天津的8年，也是殷建农学习和工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。特别是在报社图书资料室任图书管理员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专为大城市相关人员开办的“函授班”，学期两年即为大专毕业，可惜他只学了一年，后因下放劳动而未能坚持下来。不过，他抓住管理图书的机会，自学了大量的文学书籍，如文艺理论、文学史、古典文学、中外文学名著等，还读了一些新闻学、语法修辞学、逻辑学等方面的书籍，这些都为他日后做好编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　　那时的天津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工业城市，空气污染严重，水质也不好。殷建农说，天津的水土让他很不适应。“当时，天津的水又苦又咸，水壶烧出来的水都有一层水锈，红乎乎的。”

　　天津临海，这里的人们对于海鲜产品情有独钟，所谓“借钱吃海货，不算不会过。”鱼啊、虾啊，比在保定的时候吃得多了，出现皮肤过敏，得了荨麻疹。“拿手在皮肤上划一道，一会儿就红了鼓起来了，像浮雕一样。后来鼻子也出现问题，总是打喷嚏、流鼻涕不通气，到天津市总医院一检查，是鼻炎，需要住院治疗。

　　3、那个年代的青春浪漫

　　因为鼻子的毛病，看起来非常偶然的缘分，他遇到了一生的伴侣。用殷建农的话说，他和爱人的“这一段奇遇有些趣味性呢”。

　　在天津市耳鼻喉科住院的时候，殷建农和后来的爱人并不相识。手术后几天他出院，爱人才在耳鼻喉科住院，他们擦肩而过。

　　但巧合的是，报社资料室的许大姐这时也到耳鼻喉科住院了，并结识了殷建农后来的爱人。慢慢地，许大姐与她就熟了，并成了她和殷建农之间的媒人。随后，许大姐同殷建农一起到医院病房去看望她，这样两人就产生了爱情的火花，开始正式交往了。

　　那个时代的爱情，是一种朴实的浪漫，殷建农说，他们两人不断会去海河边转一转，傍晚看看灯火辉煌的夜景，一起看场电影。“就这样，感情一步一步就出来了，1961年我们就结婚了。”

　　他们的婚礼在天津赤峰道报社编辑部所在地二楼举行，报社总编当主婚人，婚礼俭朴而热烈。一个木箱、一个柳条包、两个铺盖卷即是他们的全部财产。

　　婚后的生活，住房成为一大难题。当时住房紧张，无奈之下，报社后勤开始要给他们安排到河北区建国道88号院一处地下室的小屋，“那里过道里还有积水，几块木板搭在积水上面，踩着木板才能进去，阴冷潮湿，又有蚊虫叮咬。”殷建农说。

　　“总编辑听说了，说老夫老妻还可以凑合一下，新婚夫妻怎么能住这里呢？”这样，后勤才给他们安排到尖山新盖的宿舍区去住。虽然远离市区，也总算是一个较好的归宿。后来因照顾殷建农的爱人上班太远的问题，又让他们搬回建国道88号院，住在那个地下室上面的一间小房子里。说是小屋，名副其实，没有后窗，黑洞洞的，除了双人通铺、一张桌子，剩下的地方两个人错身都困难。但，正是这个小屋见证了他们两年的相濡以沫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诞生。

　　1966年，天津市被划归为中央直辖市，河北省省会搬出天津，迁回保定。5月份，河北日报社也随之搬回保定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天津成为殷建农最大的牵挂，因为那里有他的爱人和儿子。

　　1968年，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成立，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，殷建农那时正在井陉矿办学习班，成为第一批赴石家庄参加报社搬迁和办报的人。那一年，他的女儿在天津出生，随之诞生的是他的又一份牵挂。1970年，爱人带着两个孩子探过一次亲，“两年多时间就见了这一面，爱人和孩子住了六七天就回天津了。”

　　为了团聚，殷建农多次向领导申请将家属调来，终于在1971年，爱人被调到石家庄，在二十中学当了地理老师。5年的两地分居才宣告结束。

　　4、“许多东西”留给了天津

　　8年的时间，天津人民与省直机关的干部家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当年河北日报驻地尖山街党委的干部说，省直家属集中的楼群里，什么工作都好推动，贯彻得都最快。“觉悟高、生活简朴、待人诚恳”，是省直干部和家属留给天津的整体印象。

　　省会在天津的8年，对当地的经济、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。在河北省档案馆编辑的《河北省会变迁始末》一书中，河北省人大常委、河北省档案局原局长冯世斌总结说，省会搬走了，但许多东西留给了天津。

　　一是，留下了一批固定资产。1958年省会迁津时，河北从省预算中划出720万元(新币，下同)建房款，以专案提款列入天津市总预算的“其他支出”，同年又安排16603万元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天津市，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5.76%。1959年财政部追加河北省迁津行政基建投资400万元，列入河北省1959年支出预算，河北也倾向了天津。投资580万元于1960年建成使用的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的长途电信中心大楼，投资600多万元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河北宾馆；投资720万元建成的省直机关在尖山的金星里、红霞里和气象里的51幢宿舍等，留在了天津。

　　二是留下了一批教育资源。如在那9年中先后扩建和建立的天津师范学院、天津艺术师范学院、河北财经学院、天津医学院、天津音乐学院(包括附中)、天津体育学院(包括附中)及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，共7所院校都划归了天津市；河北建在天津的中、小学校，一律划归天津市。河北工学院(今河北工大)，虽然划归了河北，但校址至今在天津。

　　三是留下了一批干部。省市分开时，在干部去向上的基本原则是，在省直的跟省走，在市直的留天津，因当时的干部人事档案，现冀津两地的档案馆均无完整保留，已很难列出详细的数据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河北留下了一批干部在天津，天津的一批干部到了河北。四是留下了河北为天津供水而修建的大量水利设施和配套工程。天津历来缺水，工农业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均依靠河北。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石津运河(后改称石津灌渠)最初是为了开通石家庄至天津的河运水道，由于滹沱河水减少无法航运，石津灌渠就成了河北为天津调运岗南水库水源的专用渠道，岗南水库的水，从石津渠绕石家庄市往东至衡水，再到沧州献县，在此往北达天津。现在，石津灌渠还在使用，只是改变了用途，河北省水利厅仍保留着石津灌渠管理处这个机构，这渠、这机构，年复一年的见证着当年津冀的那段“鱼水之情”。